打工之些年 Archive

东莞，一个我还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起过的地名。那时候有好多同村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打工。 东莞，一个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又听到众多的人说起的地名，想象中的这里好像遍地黄金似的。那时有的同学被学校“分配”到了这里。 直到昨天晚上我都还做了个梦，梦见有同学要去工作了，好像也是去东莞。我们端着凳子为他们送行，梦中他们坐着拖拉机走的，我站在路边还被溅了一身泥。 在这里呆了许久，慢慢的发现同其它城市一样，并不是想象中的遍地黄金，镇上繁华的街道上既有装修高雅，一件衣服卖几百上千的专卖店，同时也有人头涌动，价格低几倍几十倍的“大杂铺”。第一次觉得贫与富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而处在“准贫困线”的人却总是那么多。我上班的地点就在这片繁华与贫困交织得密不透风的地方。我把它叫做“东莞的边缘”。 这个工作太轻松了，一个月的事情加起来三天也许都能搞定。我们的部门三个人，我进公司后不久走了一个，就只留下我和我的主管两个人。我的工作主要是做公司自有的几个品牌的画册、单页之类的，还有楼上食堂有个长长的宣传栏，每个月更新一次，用打印纸贴上去。主管其实基本上不用管我，呵呵，我做好了稿子都是经由公司一位副总审核的。至于那个长长的宣传栏，就由我自己决定了。 宿舍算是个三室一厅的房子，里面住的几个人除了我之外，都是做业务的。有的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有的两三天回来一次。而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睡在我下铺的同事，要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平时都见不到人，很多时候整个宿舍空荡荡的就我一个人。没事就跑去附近的网吧上网，然后回来睡觉，等听到楼下的大门被不停的开、关之后，再起床上班刚好合适。 太轻松的工作导致的后果就是整日无所是事，我很担心自己被变懒了。或者是在这种大环境下，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我找不出其它可以让自己振奋起来的事情。公司有搞拓展活动，分了很多个小队，基本上一个部门一个队。我们部门就两个人，最后实在没办法，与人事部的三个人，以及总经办的三个人共同成立了一个团队，团队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坐在我后面的那个队有个奇怪的名字——十花一草，原因是他们那里是十个女的，一个男的。开始我们的队长是人事部的一个漂亮女生，后来走了，队长之任就由我这个“闲人”担当。没想到的是刚“上任”不到几天就快年底了，公司的拓展活动要开总结会，每队队长要作总结，这可难到我了，我的上台经验可是少之又少的。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总结会上从老总到队长，几乎清一色说的广东话，那时我是一个字都听不懂，就别提什么领略会议精神了。轮到我时，只好拿着稿子念完了事，至于后来他们又都讲了什么，我还是一片茫然。各队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由于我们队里没结婚的年轻人少得可怜，加上还有两个父亲级的人物，相对其它队而言，我们搞的活动就不那么有“活力”了，在我所在的那段时间里，就是大家一起去外面吃了一顿饭。 日子就这样看似轻松的过，但我的心里却很紧张。记得那位同事离开时说的，在外面做设计怎么也要两千多一个月，而在这里才一千多，不划算啊。想想也是，跑这么远到广东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来，所得到的还是和我在重庆一样，有何必要？ 一不小心就过春节了，一家人在妈妈那里聚了一下，这是几年来一家人第一次一起吃年夜饭，回首往事，感触颇多。 回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作为公司的“年轻一代”，像别人一样收了一大堆红包，怕有五六百吧？原来广东人的习俗是结婚了的发红包，没结婚的收红包，应当作为政府鼓励晚婚的策略来加以推广。 春节过后的四月份。远在汕尾的一家广告公司在网上找到了我，我决定去看看。找个理由请了假，坐了近一天的车才到了这个相对偏僻的地方。拿着个字条小心的向门口的女孩子打听，她让我等等。没多久老板来了，姓黄，是个很热情的年轻人，三十多岁，谈笑间不时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黄总谈了公司的情况以及待遇问题，想想工资期望值比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多出了一半左右，再加上这位年轻有为的老板，从这里也许我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决定来试试。当晚黄总安排我住在当地一宾馆，夜里房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想想刚才黄总临走时说的不要接电话，便将电话线扯掉，在异乡的异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回东莞几天后，我把手上的事情整理了一下，没经过人事同意直接离开了公司。原因是一开始说的辞职手续要提前三个月，我想这个时间是等不了的，唯有不辞而别。我把要交待的几件事情托给一个同事，然后自己就一个人“杀”到了汕尾。自己也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但也实在没有办法，在这里我的工资一个月算下扣除各种费用来常常还不到一千，与公司一个普通文员的“价值”相当。而工作上的事情又少得可怜，我根本找不到加薪的理由。 离开吧，如果我这一步走得太匆忙，只能说声对不住了。对不住的：周生——身为经理的他平易近人，对下属和谒可亲。阿鹏——我的部门主管。欧阳老师——引荐我进公司的人事部主管，父亲级的人物，还帮我翻译过一些工作外的东西。当然还有要感谢的人就太多了，公司上上下下，帮我发过传真的，帮我找过资料的，帮我挂过饭卡的……都值得感谢！特别要提的是仓库那帮同事为配合我的工作做了太多的事情，很是感谢！ 告辞了，东莞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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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下广东，是在一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的国庆节。 这一次，我悄悄的走了，没有告诉任何人。背上去年背着下广东的背包，把钥匙放在屋里，轻轻的撞上门。我知道我下了一个大大的决定，不再回头的决定。我必须离开，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钱要还，照这样混下去可能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不得不这样。这次只有妹妹知道我要走，帮我买了火车票。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心中没有上一次那种陌生的感觉，但也找不到一丝熟悉的痕迹，也许人就是这样。 比上次顺利多了，在车上遇见一个搞装修的，坐在我的对面，右手小指少了一截，指甲上还残留着装修用胶水的痕迹，所以我说他是个搞装修和木工。还算有些共同语言，一路天南海北的吹牛，不过他到湖南某地就下车了。然后又上来一个很年轻的拳击教练，同样由于他一上车就被我从一个小动作中认出了职业，便以为我是同道中人，不停的吹他和他家乡的功夫。其实我当时想凭他那几下子最多是去沿海的小学校教教小学生。当然，人不可貌相，也许人家真是个爱表现的高手。 从重庆出发两天后的下午到了惠州，首要的事情就是去找工作，这里是惠州一个靠近东莞石龙的镇——石湾。在石湾劳动力市场，找到了一份在石龙的工作，据人才市场的人说那边因为属于东莞，工资会高些。于是我就去面试了。 这里是一个大门市，门头上的金色大字写的是“祥兴针车”，属于一家外贸性质的公司，主要销售缝纫机一类的产品。是珠三角以至全国的行业领军人物，老总的第二个身份是“广东省缝制设备商会会长”。由此可见其实力。 “huo-gai-peng”第一回听别人用广东话念我的名字，印象很深。 前台的美女挂了电话，让我上街对面的六楼，找欧阳老师面试。好不容易在一个小巷子里找到电梯口，进门之后我一直面对着进来的方向努力调整自己的表情，想给人一个好印象。到六楼后，听到电梯开门的声音，可是面前的门却并没有打开，正郁闷之际，背后似乎有人说话，急忙向后转——恍然大悟，电梯出口在我的后面，出口正对着的是公司的前台，两三个女孩子正忙着接电话。想想刚才自己一本正经的对着墙壁，却给人看到个后背，脸上自然有些不舒服。 面试还算顺利，上电脑做了个小东西。做的同时我扫视了一下这里的办公室，较大，整整一层楼，当时给我的感觉可能有一两百人。然后，欧阳老师以及我未来的部门主管在旁边的小会议室谈了他们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这里入职的一些规矩。主要是要我准备一些材料，包括户口本复印件，还要户口所在地开一个证明，要求特别注明“没有犯罪记录，没有练过 ** ”。后来每每向朋友说起这个，都觉得好笑。要是现在，是不是要写成“没有犯罪记录，没有练过 ** ，没有参加ZD，没有参加JD，支持北京奥运……”。 由于我的户口所在地与身份证上的地址不符，为了弄这个证明就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我也去其它地方找工作，但由于这里并不位于大城市中心，迟迟未有更好的着落。其间，我还去过一个印刷厂，但坐在一线的感觉并不好，所以离开那里，继续等待家里寄材料过来。 一个月后，我在祥兴报道上班。那是2005年的十一月份。 工资不高，当时的想法是想适应一下环境，尤其是这种大公司的环境。但后来证明这个想法其实有点幼稚，也就是成本有点高了。大公司与小公司在人事上的区别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对人才的需求而言，大公司需要的往往是一个零件，你只需完成整个工作系统中的一部份就行了。而小公司需要的往往是一部机器，你需要对工作的全部程序都熟悉。我要做的是一部比较全能的机器，而不是一个不能独立工作且受太多约束的小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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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现在的人为公司取名字真有点希奇，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杨总会取个“贞观”，还用个圆形方孔的铜钱做标志，真有点见钱眼开之感。最想不通的是就在同一条路上还有个公司居然改名叫“李世民”，那里的老板就叫李世民，哎，简直是和李家的大唐盛世耗上了。外人一看，还不知李世民是贞观的呢还是贞观是李世民的。 进贞观的时间大概是2004年的五六月份。 和大多数私人企业一样，贞观也是家庭制的，公司经理助理是杨总的女儿，三十多岁却看起来还很年轻，我们都叫她杨姐。但公司高层在决策上存在一些距离，其实也就是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的距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没有看见杨姐来上班。还好，这一切并没有对我的工作产生什么影响。 在贞观的工作是紧张的，有时也要加班到差不多天亮。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同事、领佳节又重阳导各方面都还算合得来，基本上也不存在有些企业里面那种勾心斗角的事情。和我以后所经历的公司一样，这里的人事变动也较大，来了的，走了的，来了又走了的，走了又来了的……前前后后那么多人都记不清了。在这种来来去去的潮流中冲刷着，渐渐的我们几个成了“元老”级的人物，公司很多大小事务总能见到我们的身影。再后来，比我元老的也走了，而我就成了这里的领军人物，也挑起了一幅担子。 不过，我还是没能做上我想象中的“纯设计”，还是像个打杂的，只是这里打杂的人更多，几乎全是。有时我们要出去与客户交流，有时要出去做些简单的画面安装……但相对在蓝毅而言，在这里我做设计的时间相对更多，在这方面能得到更好的提高。于是，在工作中，我尽可能将我懂得的一些关于喷绘制作方面的知识教给那里的每一个愿学的人，包括维修、制作、裱膜之类的手工活。可能我天生就是个做手工的料，小时候就喜欢自己做些小玩艺。这样一来，我就能抽出更多的时间用在设计上，就算我一个人加班的时候我也是隔着玻璃看着两台机器工作。那时候，公司两台喷绘机经常出些大大小小的毛病，为此我可是绞尽脑汁想了不少办法。记得有一次户内机的墨盒架坏了，墨盒装不上去，那是一个比较精确的东西，打电话向机器的售后服务商询问说要一个月后从杭州发货过来。我想一个月过后公司的客户怕都跑光了。情急之下，征得老总同意后，死马当作活马医，我用工具在坏了的架子上打了两个孔，将墨盒用铁丝绑了上去，再仔细校正，居然能正常工作，吓了自己一跳。 由于终日忙碌，工作上的小失误也伴随着我的“贞观之治”。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帮一家会所做的户外广告，大概是四五千块的业务。我和公司一个同事去量过两次尺寸，可是当按照我们量的尺寸做成成品拿去安装的时候，我拿那幅画往玻璃上一比，脑袋时立即“嗡”了一声——短了一截，同时意味着其它的所有都短了一截！通过前台那个小妹，我找到了上次没见到的会所老总。我向他说明因为我的失误把画面做小了，并请他谅解。同时我向他说明了我想的挽救方法，那就是在画面两边各镶上一块以弥补不足。没想到他同意了，只是告诉我说做好看点。于是，花了半天功夫，在同事们的帮忙下我把这些画面一个一个的补好了……后来听说在公司去结帐的时候因为这个被对方扣了钱，不过总算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在这里我还被弄伤过两次手，一次是被喷绘机上的小风扇弹飞了指甲。一次是被刀子划伤了左手大姆指缝了六针，这个对我记忆犹深，时至今日，拿着刀子的时候总还有些心虚。 在贞观我一共做了差不多一年半，这段时间里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几乎与这行相关的东西都接触过或了解过，零四年的十月份我离开过一次，去了一趟广东，但因种种原因还是回来了。从广东回来之后我给杨总打电话，他说你还是回来嘛，在我这里走了又来的又不是没有过。还说我走了之后他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广东。自己想了想，北碚只那么大一点，也就那么几家公司，到哪一家其实都一样，就在这里跳槽对于我来说不能产生质的变化，所以我吃了“回头草”。不是好马不好马的问题，而是觉得我的价值在这里还是能得到体现，我就有理由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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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把从电表厂到广告公司叫做跳槽。我觉得那是应该的，预想当中一定会走的一步，对我来说在电表厂的三年就像别人上大学上了三年一样，在这三年里我还参加过自考，考的美术教育专业，可是考过几科之后越来越没兴趣，因为我没有从这中间学到对我有实实在在帮助的东西，于是我放弃并寻找新的路子——也就是出来做设计。 在蓝毅的三个多月就像在电表厂的三年一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同的是我可能是花了三年时间去找路，而用三个月的时间去上路。 最没想到的是我的工作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高贵”的坐在办公室里。一开始纯粹是个打杂的角色，而最后的一个多月我完全是在喷绘机旁边度过的。喷绘分户外和户内，常在的有三个人，年纪较大的老陈师傅，还有一个小陈师傅，另外就是我。那时候天气正热，为了保证机器不出问题，户外喷绘房中开着空调，由于通风不太好，里面的墨水味道很浓。老陈师傅常半笑着对我们说：“年青人少碰这个东西，小心以后生个娃娃没屁股。”不知道事情是不是他说的那样严重，不过那东西接触多了肯定对人有一定伤害。于是那时我们的分工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两个年轻人管理那两台户内喷绘机，那个用的是水性墨水，没有味道。而老陈师傅就坐在开着空调的户外机房里认真地守着。这只是白天的安排，如果晚上要加班，通常我们都只留下一个人来照看三台机器，也没什么，只要机器一切正常，基本上就没事可做，只是看着就行。相对于户外而言，户内的工作相对要多得多，要过膜，裱板，装框等，而且机器也容易出毛病，那时经常在小陈师傅的带领下拆得七零八落的来修。毕竟我也是学的电子专业，对于这个看起来先进的机器没多久我也能搞好一些毛病了，而小陈师傅也毫无保留的教给我一些实用的窍门。而这些却成了我下次跳槽的“敲门砖”。 晚上经常加班，基本上隔一天就会轮到一回，一般都到十二点以后。每到加班的时候，那时的女朋友就会打电话来，更多的时候是跑到公司楼下来打电话让我出去，而我又不能离开工作中的机器，万一在我离开的时候出了问题，损失就会成百上千。要是弄坏了机器，那就是成千上万。所以我很为难，只是拼命的作解释。一般没什么用的，她可能会一个人跑去街上逛到凌晨两点都不回来，那怕下着大雨，我觉得那是在“给我颜色看”，看谁回去得晚一点。那时真有点与“忠孝两难全”相似的感觉。 第三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拿了四百块，想着就这点钱还经常加班，女朋友也很大意见，简直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我决定不干了。 当时有个同事，也就是胡哥，已经先我离开了公司正在自己单独搞工作室，那时我想我可不可以去帮他。他在一个居民楼里租了一套房子，工作室就开在这里，之前就已经去过一次，所以很好找。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忙着给人画一幅厂房效果图。他说现在刚开始，业务太少，可能不需要人帮忙，害怕到时发不出工资反而害了我。他随着就帮我推荐另外一家叫“贞观”的公司，他说老板姓杨，听说有点严厉，可以的话你去看看。 告别了胡哥，我马上顶着太阳走路去了贞观。 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看起来比蓝毅整洁，面积很大，所有的设备都是新崭崭的，就像胡哥说的那样没开多久，前台坐着个女孩子，我给她说明了来意，她立即从里面的办公室叫来了老板。老板五六十岁，个子不高，看我简历的时候还找来老花镜戴上。给他的员工说话说得哈哈大笑，并不像胡哥说的那样严厉。 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为一幅户内的喷画裱膜，四五个人像打仗一样紧张的围着裱膜机鼓捣了半天，可弄出来还是皱了。他们说总是弄不好这个，啥子办法都想了，可就是不行。于是我二话没说就去“表演”了一下，用我在蓝毅学来的办法，一个人，两只手，三下五除二就好了，弄得整整齐齐。心里真有点得意，其实我以前弄皱的也不少，那就是蓝毅陈阿姨说的“学费”。 完了之后杨总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只要你来，明天就上班，工资一千，加班费按时间另算，周末休息。我一听已经是四百块的两倍还多了，再说这里看上去干净整洁，比蓝毅舒服得多。几乎没想就答应了下来。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的“失业恐惧症”，饥不择食。 从贞观出来，接到了蓝毅的汪姐从公司打过来的电话，她说陈阿姨到处找我。我知道是什么事了，因为我还在她那里借了三百块钱，当时说的一个月还一百，而我还有两百没还给她。本来我想的是上午找一下工作中午就过去的，没想到电话打来了，让我觉得特别歉疚。于是赶紧过去，陈阿姨不在，我把钱给了管财务的胡阿姨也没多说我就走了。我想还好陈阿姨不在，不然我觉得很不好面对她，毕竟我是从那里学出来的，他们还帮我交着“学费”，而刚好能自己做点事的时候却走了，把这些学来的东西用在了竞争对手那里，枉费了他们的指教之恩。几乎每一次换工作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总觉得自己说走就走了总有些对不住人。不过也没办法，最重要的是我要有更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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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五月份左右，爸爸妈妈从山西来到了重庆。 他们到重庆之后，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工作，而我的工资几乎只够我用，生活很是艰苦，有时全天都只吃青菜。想到这些，虽然表面上装着坚强，可背着他们却悄悄掉过好几次泪。 而就在这时候，楼下新来了两个女孩子，我妈说你要是能追上一个那该多好。 事情并没有老人家想的那么费劲，因为在一个厂上班，所以很快就和她们混熟了。其中一个叫霞的，较寻常的女孩子，那时觉得她比较纯朴，，我妈也说看样子她应该很能持家之类的，所以我在心里渐渐决定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妈妈因为在重庆没有好工作就去了攀枝花一个表哥那里。 我爸爸妈妈走后，她妈妈来到了重庆一段时间后又回去了。她晚上加班很晚，每天晚上我都会去接她，天气太热，我们就坐在天台上聊天直到很晚。她说她身体不好，怕我会嫌弃，我保证说不会。我也告诉了她我家里的情况，她对那些放高利贷的人恨得咬牙切齿。就这样一直到了那年的中秋节，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不久就搬出了那幢住了两三年的小楼，在厂附近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套房。那时候妹妹也有了男朋友，我们就住在一套房子里。 日子像平常一样过，春节的时候，她回了老家，妹妹和男朋友去了他的家，于是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年三十后一天，妹妹觉得我一个人过节孤单，就带着男朋友又匆匆赶了回来。那时候我已经决定离开电表厂，正在外面学电脑。 春节还没过完，妹妹他们去了市区工作，我们退掉了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和房东一起住的套房，这样房租会便宜些。元宵前后，我总算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工作，由于没有经验，工资少得可怜。那段时间里，经常没有钱用，有一次我把跟着自己跑了几年、下过成都上过重庆的书收了一半拿去当废纸卖了几块钱买菜，还有一次打电话让妹妹借了五十块钱，虽然这样，对于钱的问题她从来没有向我埋怨过。 记得有一次我们只有五块钱了，那天早上我要去上班，她上夜班还没起床，我们在决定这五块钱留在哪个人身上。推来推去，最后她说她上班可以找同事借饭票，我勉强答应把钱放在我身上。临走的时候，我悄悄的又把钱塞在了被窝里，那天中午我像以往的很多天一样在街上逛一圈后回去对同事说我吃过饭了。这件事情后来成了最能让我想起的几件事之一，回忆起来，有些伤感，不知道是谁感动了谁。 她身体不好，比较贫血。有一次她肚子痛得厉害，好像是结人比黄花瘦石病又犯了。正好那天我休息，由于没有钱，我赶紧跑去公司向老板娘借了三百块，也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去医院检查了，开了一大堆药，不过因来后她没有吃好多。就像以前她妈妈带她去开的药一样，她说吃药会吐，宁愿打针，看她吃药的痛苦样，我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生病了不吃药怎么行呢？ 日子过得很平常，下班就买菜做饭。晚饭后看会儿电视，说说话，聊聊天，休息的时候一起去逛逛街。我渐渐的知道她妈妈是反对我们的，因为她是独生子女，她妈妈希望我以后能住到她们家去，而她知道我家里就我一个儿子，我爸爸妈妈是不可能同意的。不过我感觉这些并没有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还是照常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过。 后来我的工作渐渐正常，跳槽后工资也涨了不少。但在广告公司做，上班时间不稳定，经常加班。朋友多了，应酬也多。于是有时她下班回来没人做饭，有时我半夜两点才回来，有时干脆睡在公司。基于这些，渐渐地两个人小吵小闹成了平常事，日积月累就成了这场感情终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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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那时候刚刚有了女朋友在身边。 这个时候，我已经在电表厂做了三年有余了，觉得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年底放假拿到工资和年终奖之后，我立即去北碚区劳动局办的一个电脑培训班报了名，我要为完成我的梦想走出第一步。 培训班很小，我们一个班就四五个人。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个大胖子，一个还在上高中的小女孩，一个有时来有时不来的准备出国的女生，还有一个是某广告公司特别公费派来这里培训的。我们几乎都是从基础学起的，包括打字。过年前上了近一个星期的课程，该讲的东西都讲得差不多了，留下的只是练习的问题。当时进培训班之前我曾经想过自己买台电脑在家里学这些软件，还好没有。一来没有那么多钱，再一个问题后来我才意识到，如果自己买了电脑，可能软件没学会，游戏倒怕打会了不少。再说自己学也没有那个氛围，没人指点，就算心有灵犀却也通不了。 过完年之后的年初七，培训班又开班了，按理说我还得上两三个星期的课。但我的心思已经没有集中在培训的事情上，每天只是晚上去听一下要紧的课程，大多数时间我在找工作。自己跑去街上逛了下，什么字牌店，小广告公司多是多，可招人的太少了。实在没办法，我就去了一个同样属于劳动局的职介所，一位三十多的女工作人员为我推荐了一家公司。拿到地址一看，在装饰城的二楼，我没去过，有点希望了。 没费多大劲我就找到了这家公司——蓝毅。平身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进入这样的公司，感觉除了新奇之外还是新奇。当然我没忘记我是来面试的，更多的是紧张。给我面试的是这里的老板娘，四十多岁，里面的人都叫她陈阿姨。还有一个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胡阿姨，是这时主管财务的。 陈阿姨是那种事业型的女性，不过看起来不是对人很苛刻的那种。我紧张的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说的话太专业了，一点都不自然，好像全从书上背下来的一样。听我说完之后，陈阿姨没置可否，好像是说让我听候通知之类的。就在这时，进来了一个男的，也就是陈阿姨的丈夫——这里的老板徐老师，名字中有个毅字。他进来后，看见我放在桌子上的东西说：“我看看你画的毛笔画”。看了后说还行，于是就让我上电脑设计一个东西试一下。 这是一个标志，名称好像叫做是“博雅机电”。没多久我就按我自己的想法做好了，老板和老板娘以及旁边一个戴眼镜的都过来看了一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陈阿姨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说我可以留在这里做，但是第一个月只有两百块钱的生活费，第二个月三百，第三个月四百，以此类推……当然不可能一直这样涨下去。她还说像我这样刚出来做的，很多倒给她学费她都不愿意要。后来我也明白她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因为在这里要学的东西可比在培训班里多得多，没见过、没用过的东西也不少。 那天大概是元宵节，妹妹也过来了。都在我们租的房子里，我回去后就告诉他们我找到工作了，虽然工资有点低，但我能学到好多东西。 后来那个标志曾经被客户选中，但因为他们的产品主要是要出口的，而我所设计的风格基本上定位在国内，所以也就放弃了而选用了另一个同事设计的。 其实我在蓝毅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打杂的，要做些简单的设计，要去喷绘机那边帮忙，到后来的时候就干脆调我去专门搞那个喷绘机了，与设计暂时脱离了关系。不过我还是没有放弃学习的念头，晚上加班的时候，我一边照顾着工作中的机器，一边在电脑面前按自己的想法做一些东西，一遍遍的操作白天向小陈师傅学来的快捷键。 这里的业务基本上是户外广告，我一共在这里做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时间里我学会了太多东西，从操作设计软件到扫描、打印，以及后来还学会了操作喷绘机并做简单维修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为我三个月后离开这里攒了不少的资本。当然为了学会这些，做错的，喷错的，过膜过坏的等等也不在少数，陈阿姨说这些都是给我交的学费。可是最后我离开了他们去了另外的公司，想到这些“学费”，心里总觉得要找个机会感谢一下。当然我得为我的前途作想，我不能总在那里三百四百地领工资。 在蓝毅，从老板到员工都教过我东西，都是我的恩师。 胡哥、戴眼镜的胡哥、山风哥、汪姐、周总、徐老师、陈阿姨、胡阿姨、小陈师傅、老陈师傅、娟姐……感谢你们！何平到今天还能在这个行业混到碗饭吃，就来自于你们一个个的指点，一句句的提示，一声声的教导，甚至一次次的责备！ 当然，不能忘的还有培训班的李老师，所谓“师傅引进门，修行靠各人。”没有老师的教导，可以直到今天我还在大门外徘徊、猜测。 像标题上写的一样，在这里我算是圆了一个梦，一个多年来的梦，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能用这样的爱好求得一碗饭吃，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梦——圆了，但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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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八岁是在这个火热的重庆度过的。 十八岁是一个萌动的年龄，在这个时候，恋爱——这样的事情就得提上“议事日程”了。 其实一个人是否恋爱了并不能找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初恋也是如此。比方说，想想算不算呢？单相思算不算呢？只拉了拉手算不算呢？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心里的感觉吧，也就是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八月份，天气热得不行，厂里放了九天高温假。我关着门在宿舍里画画，直到听说楼下的房东家来了位美女——准确说是小女孩。 那时候她才十五岁，名字中有个燕字。不过看上去有些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一个兄弟伙说看起来至少有十八岁吧？她是房东的姨侄女，暑假从老家来重庆玩。房东家有一对双胞胎兄妹，上小学，她在那里有时会帮他们辅导一些功课。 可能是近水楼台的原因，没多久她就和我们这一帮人混得较熟悉了。有时还会上楼来和他们打麻将，我不会打牌，只是等他们打完了，看谁赢了钱，然后我拿着钱去买西瓜来大家凉快凉快。一次房东叔叔上来说，让我们别让他侄女上来打牌了，她还小。一个兄弟伙说：“哪点哦，我看她多大勒安……” 打麻将这样的事她不能参加了，闲得无聊，热得心慌的我们就只能坐在天台上吹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她的眼睛，对那时的我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凭感觉，她还是比较喜欢和我一起玩，毕竟他们几个都二十出头了，各有各的打算，并不像我这样还有一半小孩子气。 准确的说，那不能叫恋爱。只是一起打打扑克，聊些不着边际的事，一起去吃烧烤之类的。而几乎每次都有她的小表妹在。小孩子不懂事，就说：“你们两个拉一哈手嘛！”硬把我们的手扣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与女生拉手，紧张，很快就放了。然后转过去准备给那个小家伙一巴掌。 九天假之后厂里上班了，我上夜班。上午的时候她会上来，和我聊些她自己的事。知道了她爸爸妈妈是离了婚的，我才明白为何总听见她唱“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她还写信给我，说她在学校有个男朋友，不过已经怎么了。我问她说倒底是怎么了，她把一根头发扯成两截，说就这样了。聊这些的时候，上完夜班需要休息的我就躺在床上，而她坐在床前那张破凳子上。 不过在她面前我觉得有点自卑，我知道自己的条件是没法和她比的。她家是做生意的人家，动辙几十万上百万。而我呢？穷光蛋一个。她说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我也说我的梦想是做一名设计师，而不是在电表厂调电表。于是她让我和她比三年后看谁更有出息。我觉得可能比不过她，出于爱面子的德行还是应承了下来。 八月底，快开学的时候，她回去了。临走那天早上她上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她知道我不可以去送她。大概是中午过后，我站在窗边，看着她和送她的一行人渐渐的消失在树林背后，心里觉得失去了点什么。 她走后，可能是为着那个三年之约，于是我工作什么的都更努力了。并坚持把每天发生的事都以日记的形式记下来，我想三年后她会看到。有一次打电话给她，正说着什么的时候她忽然说：“妈妈，你做啥子嘛……”然后就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问我是谁，我只能小声的解释说是燕的笔友然后就被挂断了电话。从那以后，写给她的信越多，回的却越少了。打电话过去都是她妈妈接的，有时我甚至不敢说我是谁就轻轻挂了电话。我想既然这样，看来我就只能自己在心里想想了，期盼着下一个假期她还会过来。 房东叔叔也应该知道我们的事，只是表面上不说，星期天的早晨还是照旧在楼下扯着嗓子喊：“三毛，走，给我两个去逛花市。” 到学校放了寒假的时候，过了好几天都没有她要来的消息。于是我决定去找她。她家在离重庆较远的一个小镇，坐车过去要几个小时。出发前打了她家的电话，没有人接。于是我想就当着出去放放风吧。我带上了那本厚厚的日记，天刚亮我就出门了，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 一路上风景很漂亮，田园的，原始的，几乎应有尽有，所以心情也还不错。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我又打了电话还是没人接，又没有准确的地址，学校也已经放假，要去学校找她也不可能。于是我就在小镇的街上瞎逛了一下午，心想反正当天是回去不了了，就享受享受这里的古镇风情。晚上住在小镇的一个小旅店里，店主好像是难得接到一个外地人，所以热情备至。 第二天一早，我就匆匆坐上了回重庆的车。因为那里的车一天只有两趟，早上一趟，下午一趟。在旅店的时候我就写好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来过，走之前投在了街边的旧邮箱里，心想这样的邮箱不知道能不能寄到。 回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他们问我去了哪里，我说去了成都。房东叔叔可能是因为没找到人陪他去花市，也特别问我去了哪里，我还是说去了成都，不过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他并不相信我所说的。 过了好久，应该是春节以后，她妈妈来了一趟重庆，我觉得是专门针对我而来的。她找到了我，问清楚了名字，然后就说让我以后别给燕写信了，也别打电话了，她还小，还要上学。还问了我的工作情况，我如实回答了，她勉励说努力点工作，将来学学做生意之类的。从她口中我还知道我那封扔在旧邮箱里的信被她看到了，可能正是从这封信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才赶紧抽时间上重庆来。 话虽不重，娓娓道来。不过眼神中透出来的威严明显让我感觉到无比的压力，像在接受审讯一样。 从这以后，我明白自己应该放下这个事，我们只是被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强迫着拉了拉手，她并不适合我。而且仔细想起来，她也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偶尔我还是会写写日记，渐渐没有在笔尖下的文字中提及她，直到完全放弃，不写了。 后来她来过一次重庆，但很快就走了。比上次来的时候更成熟了许多，我甚至一下子没认出来，听别人说那时她已经在外地打工。然后就再也没见过。两年多以后，我刚离开电表厂正在学电脑，在一次去上课的车上有位女孩主动和我打招呼并聊了两句，听声音很熟悉，不过我没注意看清对方是谁，因为那时我刚刚有了女朋友在身边。只是过后仔细想了想，好像是她？但也已经没有了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三年之约到的时候，我背着那时的女朋友，悄悄烧掉了两本厚厚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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